到过安徽舒城县城的人，大抵会对县政府大院留下深刻印象——没有围墙，没有岗亭，没有验身份证的旋转闸机，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停车、借厕所，农忙时节甚至把稻谷摊在大院里晾晒。当地人习以为常，外地人却往往愣住：“这是政府？”是的，这就是政府，一个运转了数十年“无门禁、零障碍”的县级行政机关。

这一幕，放在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宏大叙事下，显得尤为意味深长。中国式现代化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，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。当我们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时，往往聚焦于高楼大厦、高铁大桥、数字经济，却容易忽略那些细微却关键的社会治理末梢。而政府机关的那扇门，以及守着这扇门的门卫，正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“精神文明”与“社会治理”的一扇绝佳窗口。

从“门难进、脸难看”到“敞开大门、笑脸相迎”，从封建衙门的森严壁垒到现代政府的开放共享，门卫的角色变迁，不仅映射着权力与民众距离的消长，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治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发展思想的落地生根。

从“八字衙门”到“人民公仆”

中国古代的县衙，是传统社会治理的典型空间样本。标准县衙沿中轴线依次为照壁、辕门、大门（六扇门）、仪门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（内衙），外围砌以高墙，照壁前立下马碑，大门两侧蹲踞石狮。这种建筑规制绝非单纯的防御需求，而是一种政治象征——它将官府塑造成威严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域。大门平常只开东侧两扇供人出入，仪门常年紧闭，唯有新官到任、迎接上宪或举行重大典礼才开启；内衙宅门的钥匙由知县亲自掌管，衙役不得擅入。宋代以降还发展出“谒禁”制度，府衙前立木牌明示“禁止接见宾客”，本意是防请托，结果连正常的民情上诉也被挡在门外。清代更有陋规——胥吏把守大门索要“门敬”（门包），不给钱不予通报，“八字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的民谚，正是对这种封闭、排他的权力空间的生动写照。

这种“高墙政治”的背后，是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”思想。权力高高在上，视民众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，因而需要用物理屏障构建心理防线。

反观西方，虽然中世纪城堡与宫廷亦有森严守卫，但在其政治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雅典，阿戈拉（市民广场）周边的市政建筑——议事厅、档案馆——本身就是开放公共空间的一部分。公民可自由进入参与辩论、旁听议事，行政与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运行。这种“广场政治”的传统，孕育了早期的直接民主理念。到了现代，这种对公共空间开放的执着依然可见：美国多数州政府大楼无围墙、无门卫，内华达州议会大厦和加州部分州政府大楼，任何人皆可推门而入，仅在州长办公室外设一道安保；日本市役所（市政府）、区役所大多也无武装门卫，入口仅有导引台或志愿者服务位。这些设计并非忽视安全，而是基于一种共识：公权力的场所，首先应该向纳税人敞开。

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，我们摒弃了传统的“官本位”，也超越了西方形式上的“开放”，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性的“人民性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政府大院曾有过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不少地方市、区、县政府大院并无专职门卫，只有传达室老大爷收发报纸、给访客指路。那种带着烟火气的亲近感，是老一辈人记忆中的温情片段。然而，随着社会发展，安保需求升级，传达室逐渐演变为功能复杂的门岗，检查站添置了人脸识别与安检机，“防”的意识一度压倒了“迎”的功能。如今，舒城等地的“拆墙”实践，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对中国式现代化“人民至上”理念的回归与升华。

从“守门人”到“引路人”

门卫的原始功能是维护基本秩序——防止无关人员滋扰办公、阻截危险品入内、夜间巡查防盗。这本无可厚非。问题的症结在于，当门卫被异化为权力的“过滤器”，又缺乏相应的服务培训与监督约束时，极易从“守门人”蜕变为“拦路虎”。

在国内，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：访客被喝令“身份证拿来！”语气如同审讯；骑电瓶车穿便装的百姓被拦下盘问，开小车的则获敬礼放行；甚至有报道称，忘带证件的大学校长、退休老干部也被拒之门外。更为极端的是，江苏某地市民到政府“反映问题”，被门卫认定为“事情不大”而拒绝放入，争执中遭多名门卫围殴。事后市政府固然道歉，但造成的心理隔阂难以弥补。此类事件中，门卫往往辩称“按制度办事”，可若制度本身预设了“来者可疑”的逻辑，执行者便天然带上了审视与排斥的目光。

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，这不仅指物质层面，更包含精神层面的公平与尊严。如果普通民众在进入政府大门时就要遭受身份歧视和冷遇，那么“共同富裕”的精神内涵就大打折扣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文明社会理想的“门卫”形象——他们是“首问责任人”，更是“引路人”。云南省教育厅曾撤去门口保安岗，改设“首问服务台”。一位年轻姑娘站在厅内，职责是微笑询问来者事由、指引去几楼几号科室、帮助联系被访人。半年间，不仅未发生一起治安问题，办事群众的满意度更是大幅提升。浙江部分街道将“门卫”更名为“门导”，佩戴“我可以帮您”绶带，主动上前询问需求、代取号、提供轮椅与饮用水。在日本市役所的入口处，引导员常半跪递上表格，轻声细语地问：“您今天是办理什么手续呢？”——动作与语气本身就在告诉来访者：这里是为你服务的场所，不是要你低头的衙门。

从“把你拦住”到“帮你找到”，从“管你”到“为你”，这一字之差，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跨越的最微小切口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治理末梢最直观的体现。它要求我们将“门卫”视为政府形象的“第一张名片”，将其职能从单纯的“管控”转向全方位的“服务”。

如何实现安全防线与便民通道的平衡 ？

或许有人会质疑：在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下，完全取消门卫是否过于理想化？这种担忧不无道理。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，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。反恐要求、信访压力、大院兼宿舍的混杂功能等，都使得“零门禁”无法一刀切地推广。

但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思维——我们追求的不是极端的“无”，而是在“有”的基础上实现功能的优化；我们不是在“安全”与“便民”之间做单选题，而是要寻求两者的最大公约数。

一方面，要降低物理门槛，拆除心理围墙。对于那些非涉密、主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办公楼，应逐步拆除不必要的铁门、缩减重复的安检环节。

在这方面，近年基层已有诸多先行探索。湖南汉寿县2022开始，县委、县政府带头拆除围墙，全县38个机关事业单位跟进，释放9万多㎡绿地、开放1.2万个免费停车位，大院变市民共享空间。广东连山永和镇、英德石牯塘镇2024年开始拆除围墙与门禁，大院95个车位+充电桩+卫生间全免费开放，群众可进院歇脚、游客可充电，被称"最让我感动的镇政府"。青海门源县泉口镇将原24小时门卫室升级为"便民前哨站"——门卫学办事指南、配热水/雨伞/失物招领，非工作时间帮群众对接经办人开通绿色通道，咨询引导+闭环登记转办。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拆除门卫岗亭，保安转为服务引导员主动帮找科室、引车位；群众"推门即见干部"，现场接待量↑65%、信访件↓42% ......。

这些政府大院的开放，并没有导致混乱，反而增进了干群互信，这证明了“信任在先”的可行性。另一方面，要重塑门卫角色，强化服务意识。即使保留了门卫岗位，其考核标准也应从“拦截率”转向“服务满意度”和“首问负责落实率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认识到，真正的“安全”不仅仅来自坚固的门锁和全副武装的保安，更来自人心的安定。当政府的大门始终向人民敞开，当民众的诉求有畅通的表达渠道，社会矛盾就能在基层得到化解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“维稳”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：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”守好这扇门，归根结底是为了守护人民的心。

一扇门的距离，一个时代的文明刻度

作家龙应台曾说，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，去看它的地铁、公厕和对待弱势者的态度。我想补充一条：看它的政府大门——看那扇门是朝外张开还是向内紧缩，看守门的人是横眉冷对还是颔首相迎。

门卫，是体制的“脸面”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微缩景观。中国古代衙门的高墙深院，映照的是皇权官僚体制下官民对立的思维；古希腊广场边的开放议事厅，折射的是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传统。今天，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——它的门不必雕梁画栋、气派逼人，但应当干净、通透、好进；守门的人不必如临大敌、如审嫌犯，但应知礼、热心、肯帮你找对门路。

中国式现代化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就体现在政府大院里晾晒的稻谷上，体现在门导递过来的一杯热水中，体现在不再需要出示身份证即可自由进出的从容里。当有一天，老百姓走进政府大院像进社区服务中心一样自然，当门卫的第一句话是“您好，请问办什么事，我帮您联系”，我们就离那个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社会，更近了一步。

这，就是一扇门的距离，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刻度。

(欧建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