［“小时候父母丢下我们出去打工，长大后我们又丢下父母出来打工”。这是近来网络流传的两句对应句，其真实反映了当前少部分商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，依然存在的一道民生难题。本短篇《无奈的“轮回”》小说，既反映了一个家庭父子两代人目前还在“无奈轮回”的困境，又展现出党和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，采取多项措施促进这道难题逐步得到解决的光明前景。]

    正月初七的鞭炮纸屑还在门口灯笼上留着一层薄薄碎末，村里的喇叭就响了起来：“外出务工人员注意了，明天的大巴七点在村口老榕树下准时发车，需要跟车归程的请做好出行准备。”听到广播，我又把明天出发的行装检查了一遍，心里清楚，这次收拾，又是一年的漂泊。当我把最后一包母亲腌的腊肉塞进帆布包时。她正扶着门框咳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寒风里要被吹折的竹枝。风卷着后山的寒气灌进堂屋，父亲的哮喘声从里屋传出来，一下下扯得胸口发闷。檐下新挂的红灯笼正在轻轻晃动，那是村里过年统一发放的，红得鲜亮，映着墙角堆放的、等着年后运去卖给供销社的土特产上，映出几分不一样的生机。

    “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记得打电话回来。”虽然明天才离去，可是母亲已经叮咛过三次了，她的声音裹在咳声里，轻飘飘的，像要被风吹走。我不敢正面看普着她，怕她看见我泛红的眼眶。二十年前的这个日子，也是刮这样的冷风，也是这样的清晨。我和妹妹扒着木门框，看着父母背着蛇皮袋，一步一步往前挪动，最后消失在山坳口的转弯处。那时我才七岁，妹妹四岁，我们大声喊着“爸妈别走”，可母亲却一次都没回头 ——后来我才懂，她不是狠心，是怕一回头，脚步就再也过跨不出这个家的门坎。那时的山坳口没有水泥路，只有泥泞的土路，村里没有产业，家里没有经济收入，他们不走，我和妹妹就填不饱肚子，就念不起书。

    父母走后留在我脑子里的深刻记忆，是奶奶家永远飘着酸香的腌菜坛子，是每年春节才会出现的、袖口还留着线头的新衣服，是日常在电话里给父母亲永远重复的“我们很好，妹妹很听话”。我刚上初中的那年八月，母亲回来过一次，鬓角已经有了些白发。她把我拉到柴房，塞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红包，里面是她在流水线熬了三个月夜班攒下的钱。“好好念书，以后别像我和你爸那样。”她轻拍着我的肩膀，掌心粗糙得像砂纸，磨得我的衣服直起褶皱。我不敢抬头看她鬓角的白发，怕一抬眼，眼泪就砸在她那双裂着口子、还沾着机油渍的手背上。只是轻轻地点点头，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攥住父母藏在这红包里“半辈子的盼头”，把书读出个样儿来。

    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次是母亲特意请假回来的，为的是送妹妹去镇上小学报名，她听说镇小教学质量比村小高，为的也是不让妹妹“以后别像她那样”。她在家只待了三天，走的那天天还没亮，我和妹妹趴在窗台上目送着她的背影，她背着鼓鼓的蛇皮袋，踩着田埂上的露水，一步步走进晨雾里，像一只被风吹走的风筝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我读书越发狠劲。晚自习总是全班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作业本写满了正反面，连课本的边角都被翻得起了毛边。每次拿到成绩单，我都先揣进怀里捂热，再工工整整誊抄一份，寄给远方的父母。信的开头永远是“爸妈，我们很好，妹妹很听话”，结尾总要加一句 “我和妹妹会好好读书，决不让爸妈失望”。

    尽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但学习成绩还是比别人落一大截，高考那年，一二三批录取都没有我的名字，直到最后的“补录”阶段，才有所技术学院将我录取为“电商专业”。当时我对这个专业十分陌生，不大想读，可父亲知道后立即打来电话，说不管什么专业，我们是农家人，有个大学文凭总比没有的好，劝我一定把这个读好了。我攥着父母的打工血汗钱走进了技术学院，3年后毕业，应聘到广东一个玩具厂当起了电商销售员，从此有一份收入维持生计，还能替父母分担妹妹上学的费用。

    虽然有了工作，可生活推着人走，我终究还是走了父母亲的老路。前两年，才五十开外的父母因身体原因，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在外漂泊，回到家里续种责任田度日。父母亲虽然在家，但在我心里是深深的牵挂，我除了拼命地做好电商运营，拼命地挣钱之外，一个星期最少给他们打一次电话，而他们总是对我说“我们很好，不要牵挂家里”，语气里藏着刻意压低父亲的咳嗽声。每年春节无论多忙，我都要回家和他们团圆，让他们心中得到一丝丝安慰。

    说真的，经过脱贫攻坚，我家和全村人一样，都实实在在享受到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政策带来的福祉。我之所以还走父母亲的老路，实在是迫于社会高消费的形势和家庭生活发展的现实压力。村里没有像样的支柱产业，市场化程度又低，单靠种那这两亩薄田，根本挣不了几个钱。我要是不走出去，家里就没法像别人家那样盖起敞亮的新房，就没法像别人家那样添置齐整的现代家具，就没法应付村里那些频繁的人情开销。我更不能像别人那样有基本彩礼成家生子……

    去年冬天，父亲摔断了腿，我请了长假回家。老屋的墙皮掉了大半，却已经抹上了新的水泥底色 ——那是村里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时，免费帮刷的，灶台上埔上平整的水泥，老厕所也改变了模样。母亲笑着告诉我，等开春了，村里的农产品加工厂听说要招工，我前些年在广东打工时曾操作过简单的机器，想去试试，如行，既能照顾你爸，又能挣点钱补贴家里。“你爸说，等开春了，请亲戚帮忙把后山的荒地开出来，种点本地特产‘金丝南瓜’，卖给供销社是个好价钱，比种玉米划算多了。”她笑着，看得出她很开心，好像此事已经变成了现实。我看着她蹒跚的脚步，看着父亲蜷缩在藤椅上的样子，心里突然醒悟：所谓轮回，从来不是宿命的重复，而是时代变迁中一代人的无奈，终将被另一代人的希望改写。当年他们欠给我们儿女的陪伴，如今我们终将有机会弥补给他们的陪伴；当年他们走投无路的远行，如今我们终将有底气逆向安居。

    今天早上，我去镇上给父亲拿药，看见同村的阿强正把孩子抱上摩托车。小孩手里攥着压岁钱，喊着“爸爸别走”，阿强却只是把孩子往母亲怀里一塞，发动了引擎。但我看见，阿强的车筐里，放着一本村里黑土猪养殖基地的培训手册，车把上挂着盖着供销社红章的收购合同。“等我在城里再干半年，学好技术，就回来就在黑土猪养殖基地干活，再也不跟孩子分开了！”阿强路过我身边时，大声喊着，语气里没有无奈，只有笃定。我站在路边，望着孩子与阿强分开的不舍情景，不禁想起二十年前父母离开时的自己，心里多了一份对阿强的理解和对他小孩的怜悯。

    小时候出门，村子里永远都是热闹的，有来往的行人，有玩闹的小孩，街坊邻居碰面总免不了问上一句：“吃饭了吗？”、“下地去啊？”晌午的时候，烟囱开始陆陆续续冒烟，烟丝交织在一起往天上弥绕，做饭的香气飘满整条胡同，大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，在老远就能听见。可现在，村子里冷冷清清，不少房子的烟囱早就不冒烟了，夜晚连狗叫的声音也少了许多。

    近几年来，村头那棵老榕树的枝桠像一把大伞，越遮越大，只是坐在树下石凳上纳凉的，几乎全都是古稀之人。村口那条蜿蜒的水泥路，是前几年脱贫攻坚大潮铺上的，然而却没有多少车辙印——绝大部分青壮年人都走了，去了南宁，去了广东，有些还去了东北，去打工、去挣钱，每当过年，他们虽承载着沉甸甸的与父母团圆的期盼，匆匆而回，可三分之一的假期耗在路上，三分之一去走亲访友，陪伴在父母身边还不到三分之一，有些过不了“元宵”又匆匆离去。留在村里的，几乎都是走不动的“空巢”父母和跟着爷爷奶奶留守的细娃。

    初八早上汽车发动的那一刻，我从车窗回望。母亲还扶着门框目送，像一尊温暖的雕像，手里攥着我忘带走的保温杯。父亲的哮喘声隔着车窗飘过来，我摸出手机，快速打出“爸妈，照顾好自己，我会按时给你们寄钱的”，特别加上了一段：“爸妈，我学的电商营销专业如今在家乡能派上用场了，等我在城里的合同期满，就回来应聘电商基地的岗位，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到全国去，再也不离开你们了。”车窗外的山峦向后退去，像极了二十年前父母离开时的模样。但不一样的是，如今的山坳口，水泥路像一条黑亮的绸带，直通村外各地；供销社的厂房白墙红瓦，在山坳里立得稳稳当当；电商基地的蓝色招牌，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我知道，等到明年春节我回来时，不再是带着一年的疲惫和节后离别父母的怅惘，而是带着归乡的底气和创业的激情。而那时，母亲的咳嗽会被更好的医疗条件缓解，父亲的背或许依然弯曲，但会因为有我在身边的陪伴，也许他笑得舒展得多。

    我尤其高兴的是，如今部分商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又充满了烟火气，马路的太阳能路灯一串连着一串，像星星落进了人间，亮堂堂的，照着晚归人的脚步，两代人的“无奈轮回”正在乡村振兴中得到改变，村里有产业帮扶，各种潜在资源正在得到开发利用，尤其有越来越多愿意留下故居创业的中青年人，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氛围日益浓厚。

    当大巴进入广东界时，如果是以往，我的心情会感到离家越来越远而悲凉，而今天，却觉得离家越来越近而滚烫。因为我坚信，在全面实施《“十五五”规划》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”的战略部署中，过不了多久，我的家乡村落也会和其他山村一样，不再是中年轻人逃离的“穷乡僻壤”，而是成为劳动人才回流、产业扎根的“福泽之乡”；不再是冷清萧条的“村空心寂”，而是人声鼎沸的“幸福家园”。这股由国家推动的返乡回巢创业潮流，正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奔涌，重新定义那些落后山区农村的未来，让中青年人的乡愁有了安放之处，让乡村振兴的蓝图在实干中一步步变成现实。 

（作者：韦绍行 系副研究员  广西老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