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德”与“得”，这两个读音相同的汉字，却蕴含着中国哲学中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。从古至今，“德”与“得”之间的纠缠关系始终是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，也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必然面对的抉择。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涵义与渊源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，其内涵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。从字源学角度看，“德”字在甲骨文中呈现“彳”（行走）与“直”（直视）相结合的形状，本意含有“循正道而行”之意。而“得”字则从“彳”从“贝”（财物）从“手”，表示在行动中有所获取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已引起思想家的关注。《说文解字》明确记载：“德者，得也。德，外得于人，内得于己也。”这一经典解释揭示了“德”的双重功能：对内使人心有所得，实现自我的完善；对外使人事有所成，获得他人的认可与支持。

在儒家思想中，“德”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。孔子强调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认为有德之人不会孤立，必定会吸引志同道合者。他还提出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的理念，将“德”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。儒家所说的“德”，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，更是一种能够感化他人、影响社会的力量。这种“德”的积累，最终会带来真正的“得”—无论是精神上的满足，还是事业上的成功。

道家对“德”的理解同样深刻。老子提出“道生之，德畜之”，认为“德”是“道”在万物中的具体体现。万物各自体现出的本性就是“德”。在道家看来，顺从自然规律，使万物“自足其性”、“各就其位”，才是最大的和谐。一个人若能充分发展自己的“德”，就能达到与“道”合一的境界，这种与道合一的体验本身就是最大的“得”。

历史上关于“德”“得”关系的思考不仅限于哲学层面，也体现在实际案例中。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的故事尤为典型。公仪休嗜好吃鱼，但当有人投其所好送鱼上门时，他坚决拒绝，甚至为此戒掉了吃鱼的嗜好。他认为，接受馈赠会破坏自己的廉洁品格，导致失去公正执政的“德”，最终可能连合法得鱼的机会都会丧失。这一案例生动展现了以德拒得的智慧，说明了短期利益的牺牲可能换来长远更大的收获。

纵观中国思想史，“德”与“得”的关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变，但核心观点始终未变：有德是善得的基础，善得是有德的表现。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，成为影响中国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哲学命题。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辩证关系

“德”与“得”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因果关系，而是一种充满张力和互动的辩证统一。这种辩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对立性、统一性、转化性。只有全面把握这三个维度，才能深入理解“德”“得”关系的丰富内涵。

从表面看，“德”与“得”存在明显的对立性。这种对立体现为精神价值与物质利益、奉献与索取、牺牲与获取之间的张力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言：“在任何地点，在任何时代，为公益作出最大牺牲而无所得的人，都是人们称为最道德的人。”这句话揭示了道德行为往往意味着对个人利益的牺牲。例如，清官因廉洁而清贫，英雄为救人而自己负伤甚至牺牲，这些现象似乎表明“德”与“得”不可兼得，甚至呈现一种负相关系。这种对立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尤为凸显，当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迅速致富时，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可能显得“所得”有限。

然而，这种对立仅仅是表象。在更深层次上，“德”与“得”具有内在的统一性。这种统一性首先体现在“德”是“得”的正当性基础。古人云：“德者，得也”，已暗示二者本质相通。 “德”为“得”提供价值指引和伦理边界，确保“得”的方向正确、方式恰当、尺度合理。同时，“得”也是“德”的现实化表现。道德并非虚无飘渺的理念，而需要通过具体地获取和成就来体现和验证。正如《说文解字》所言：“德，外得于人，内得于己也。”道德高尚的人，既能“内得于己”—获得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富足；又能“外得于人”—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。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在它们的相互转化性。这种转化可以从两个方向考察：一方面是德转化为得，另一方面是得转化为德。从第一方面看，当一个人坚持以德为先，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应得利益时，这种“得”往往更加踏实、可贵、长久。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陆鸿是残疾人创业的代表，他的企业有四分之三的员工是残疾人，2022年营业额高达1300万元。陆鸿以德经营，关爱弱势群体，反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，实现了道德与利益的双赢。从第二方面看，适当的“得”也可以为“德”的实践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影响力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指出：“民有其生，亦有其养；衣食足而后知荣辱。”合理的物质保障有助于道德水平的提升。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辩证关系一览表

深入理解“德”与“得”的辩证关系，需要摒弃简单化的思维模式。二者既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，也不是即时兑现的等价交换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德者未必立即见到“得”，甚至可能短期受损；而无德者可能一时得势，尽享风光。但这种状态往往难以持久。缺德而得，虽可得意一时，但终将遭受惩罚；有德而舍，虽或暂时失利，但终得社会认可。正如孔子所言：“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提醒人们特别是执政者不应贪得无厌，而应以德为本。

这种辩证思维要求我们在实践中避免两种极端：一是片面强调“德”而否定“得”，忽视人们正当的利益需求；二是盲目追求“得”而抛弃“德”，陷入功利主义泥潭。健康的态度应当是在尊重合理之“得”的同时，坚持以“德”导“得”，以“得”促“德”，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。

“德”与“得”关系的哲学原理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经验观察，更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。这一关系蕴含了道德哲学、心性哲学、政治哲学等多个维度的智慧，呈现出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。从哲学原理角度深入剖析“德”“得”关系，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。

在道德哲学层面，“德”“得”关系体现了道义论与目的论的辩证统一。一方面，儒家思想强调“义利之辨”，主张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表现出鲜明的道义论倾向。在这种观点下，道德行为应当基于义务和责任，而非预期利益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直接将义利选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。但另一方面，儒家也有目的论的考量，认为道德行为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。《大学》指出：“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”强调道德是根本，财富是枝叶，固本才能枝荣。这种既坚持道义优先又承认德得相通的立场，使中国哲学避免了西方道义论与功利论的绝对对立，形成了一种中道智慧。

道家则从宇宙论角度为“德”“得”关系提供支撑。老子提出：“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。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”在道家看来，“道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，而“德”则是“道”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。万物各自体现出的本性就是“德”。因此，顺应自然、发展本性就是“尊道贵德”，这种顺应自然会带来真正的“得”—即与道合一的和谐状态。道家认为，最大的和谐来自顺从自然（规律）而使万物“自足其性”、“各就其位”。这种思想为“德”“得”关系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，将道德问题提升到宇宙论层面。

在心性哲学层面，“德”“得”关系涉及人性论与修养论的深刻洞察。孟子主张性善论，认为人人皆有“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”四端，这是道德的根源。通过“扩而充之”的修养功夫，可以使四端发展为完整的仁、义、礼、智“四德”。这种道德修养不仅使人成就理想人格，还能带来内心的愉悦和自得。孟子描述这种境界为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”这表明，“德”的修养本身就是一种“得”—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安宁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“知识即美德”，与中国心性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强调道德与幸福的内在关联。

在政治哲学层面，“德”“得”关系体现为德治思想与民生关怀的有机结合。儒家提倡“德治”，认为统治者应以道德教化而非单纯刑罚来治理国家。孔子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强调统治者若有德，百姓自然会归附。这种德治思想不仅基于道德优越性，也考虑到实际政治效果—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孟子进一步提出“仁政”学说，主张统治者应“制民之产”，使百姓有恒产而有恒心，能够安居乐业。这种思想实际上将统治者的“德”与百姓的“得”紧密联系起来：统治者的德政使百姓得其所需，百姓的拥戴又使统治者得其天下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从更广阔的哲学视野看，“德”“得”关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整体思维与和谐价值观。在中国哲学中，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，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。在这种整体观照下，“德”与“得”不是孤立的个体问题，而是关涉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转。个人的道德修养（德）与利益获取（得）应当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协调。这种思维使中国人避免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绝对对立，而是在个体与整体的和谐中寻求平衡点。

“德”“得”关系的哲学原理最终指向一种中道智慧—既尊重人们合理的利益追求，又坚持道德的根本地位；既避免禁欲主义的极端，又防范功利主义的偏差。这种智慧对于应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危机、重建精神家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 现代启示与实践价值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哲学思辨的主题，更是指导当代社会实践的重要智慧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面对价值多元化和利益最大化的诱惑，重新审视“德”“得”关系具有尤为紧迫的现实意义。这一古典智慧为个人修身、社会治理、文化建设等领域提供了深刻启示和实践路径。

在个人层面，树立正确的“德”“得”观是安身立命之本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们常常面临“德”“得”选择的困惑：是坚守道德原则而可能失去机会，还是追逐利益而放弃道德底线？对此，“德”“得”辩证关系启示我们，应当追求一种可持续、有尊严的成功。这种成功观既尊重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正当性，又坚持道德原则的约束性。正如《说文解字》所言：“德，外得于人，内得于己也。”真正的成功不仅包括外在的物质成就，更包含内心的充实与安宁。道德高尚的人或许不能得到或不屑于得到金钱、名利、权势、地位，但却能得到世间更珍贵的东西—心灵的安宁与做人的尊严。因此，现代人应当学会在“德”的引领下追求“得”，在合理的“得”中滋养“德”，实现人格的完善与生活的幸福双重目标。

在社会治理层面，构建“德”“得”相通的社会机制是促进公平正义的关键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使有德者有所得，无德者有所失。当前社会中存在的“老实人吃亏”、“潜规则盛行”等现象，本质上反映了“德”“得”通道的阻塞。修复这一通道，需要从制度设计、激励机制、社会风尚等多方面入手。首先，在制度设计上，应当坚持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的用人原则，使品德优秀者获得发展机会。同时，完善法律法规，加大对失德行为的惩处力度，提高违规成本。其次，在激励机制上，可以通过荣誉表彰、政策倾斜等方式，让道德模范在精神上得荣誉、物质上得实惠。最后，在社会风尚方面，媒体应加强正面引导，宣传那些“以德求得、德得双赢”的先进典型，如钱学森、袁隆平、焦裕禄、孔繁森等，营造“崇德向善”的浓厚氛围。

在文化建设层面，推动“德”“得”统一的价值观教育是塑造民族精神的核心。面对价值多元的挑战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汲取传统“德”“得”智慧，避免简单化的说教，而是展现道德与幸福的内在统一性。具体而言，价值观教育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：一是理论维度，讲清楚“德为得之基，得为德之表”的辩证关系，阐明道德不仅是约束性规范，也是发展性资源；二是历史维度，通过古今中外“德得双赢”或“失德丧得”的正反案例，使人们认识到道德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；三是实践维度，引导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，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践行“德得统一”的原则，如爱岗敬业、诚实守信、友善待人等。

不同领域的“德”“得”实践路径表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企业践行“德”“得”统一原则尤为重要。现代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，也是社会责任主体。企业只有将道德责任融入发展战略，坚持诚信经营，关爱员工，保护环境，才能赢得社会信任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感动中国人物陆鸿的企业因为有四分之三的员工是残疾人，这种关爱弱势群体的“德”行反而使他在2022年获得营业额高达1300万元的经济效益。这一案例有力证明了商业道德与经济效益可以统一，企业完全可以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商业成功。

对于党员干部而言，正确处理“德”“得”关系更是至关重要。陈毅元帅在为自己63岁生日所作的诗中写道：“中夜常自省，悔愧难自文。还是鼓勇气，改正再前行。灵魂之深处，自掘才可能。”这种不断自省的精神，是党员干部崇德修身的典范。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，党员干部尤其应当过好“得”这一关，明确“哪些该得哪些不该得”的分寸、原则和底线。只有做到“洁身自好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防微杜渐”，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免疫力，真正做到“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”，成为一个有“德”的好干部。

“德”与“得”的智慧为应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危机提供了深刻启示。在物质丰富但精神焦虑的时代，重新发现道德的价值，重建“德”“得”之间的良性互动，不仅是个人幸福的关键，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。这一古典智慧启示我们：只有以德导得，以得养德，在德得统一中寻求动态平衡，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完善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。

总之，“德”与“得”的辩证关系，贯穿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，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深邃智慧。从《说文解字》“德者，得也”的经典解释，到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，二者关系始终是价值思考的核心命题。这种思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，更蕴含深刻的实践智慧。在现代社会，正确把握“德”“得”关系，对于个体立身处世、社会和谐发展、民族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价值。

（作者欧建雍：系广西社会道德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广西高端智库专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