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建雍

“好人有好报”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道德理想，体现了人们对德福一致、善行善报的朴素期待。这一观念源于儒家文化的“积善余庆”思想，如《周易》所言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，佛教的因果报应观也强化了这一信念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转型期，道德实践面临诸多挑战：一方面，道德模范的善行义举需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与回报；另一方面，道德失范、信任缺失等现象依然存在,使得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的个案时有发生。这种道德与现实之间的张力，凸显了构建制度化、机制化保障体系的紧迫性。当代道德建设不仅需要传承传统美德，更需通过制度创新将“德者有得”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实践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世界上最难的事情，就是怎样做人、怎样做一个好人”。道德模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，以其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、敬业奉献、孝老爱亲的深刻内涵。推动“好人有好报”从道德愿景转化为制度实践，需构建一套将精神激励、物质回馈、政策保障融为一体的长效机制。

一 、“让德者有得”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 

从理论渊源看，“德福一致”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。在康德哲学中，德性与幸福的关系是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（《道德经》）等观念均体现了对道德与幸福统一的追求。然而，现实中道德与回报往往存在悖论：行善者可能因善举而承担额外成本，甚至陷入困境。这种德得矛盾若不能通过制度加以调解，易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道德困境。当德行成为有德之人的重负，而缺德者无需付出相应代价时，社会的道德信念将受到侵蚀。

（一）构建“好人有好报”价值体系的现实必要性

“好人有好报”价值体系的现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。

一是矫正道德回报机制。传统道德实践多依赖个体的道德自觉，但若善行始终得不到社会认可和实际支持，道德行为的可持续性将难以为继。浙江温州通过建立“1+N”礼遇体系，使道德模范在医疗、就业、教育等领域享受实质性优待，让道德资本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资本。

二是引导社会价值取向。当道德行为能够获得制度性回报时，会形成正向激励，促进更多人效仿。吉林四平市通过出台《礼遇和帮扶道德典型的实施办法》，明确16条具体举措，使“善有善报”的价值期待具有政策保障，近年来涌现道德典型2000余名，42人获省级以上荣誉。

三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。道德治理与法治治理相辅相成，山东莱西市通过“德治联盟”将道德积分与基层治理相结合，实现“促进社会治理和服务经济发展双赢”。 此外，创新作为美德的内在属性也要求道德建设与时俱进。学者陈钢指出：“创新是人的道德本性，是个人道德完善、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”。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，将创新融入道德建设，使道德机制本身具有自我更新能力，是道德建设保持生命力的关键。

（二）创新“让德者有得”机制的现实紧迫性 

“让德者有得”不仅是一个道德理想，是矫正道德回报机制的现实需求，更是构建良性社会的基础。当前，创新这一机制显得尤为紧迫，它关乎社会风尚的导向、治理效能的提升，以及社会诚信与凝聚力的重塑。

 一是塑造鲜明社会价值导向的迫切性 。构建“好人有好报”的价值体系，能够向社会传递清晰信号：美德是社会宝贵的无形资产，会受到珍视和回报。这有助于巩固“好人好报”的社会共识，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。 浙江桐乡市通过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，让“无形之德”转化为“有形之得”，从而推动形成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。

二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。 德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自治、法治相辅相成。创新“让德者有得”机制，能够将德治有效融入基层治理，提升治理效能。青岛莱西市通过“德者有得”的积分考评，将村规民约、道德风俗等内容具体化，使其成为推进“三治融合”的重要载体。江西武宁县东山村通过“公德积分”不仅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，也促进了乡村的规范化治理。

三是化解道德困境与重塑社会信任。当道德模范的善行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保障，甚至使其生活陷入困境时，不仅会挫伤行善者的积极性，也可能导致社会出现“道德冷漠”。因此，建立对道德模范的礼遇和帮扶机制，特别是在就业、就医、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适当政策倾斜，显得尤为关键。 安徽省推出的“道德信贷”和合肥市开展的“圆梦微心愿”、爱心银行等举措，让有德者不仅在政治上受尊重，也在经济上得实惠，为社会树立了正向激励的榜样。

四是推动德法共治与实现长效治理。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。创新“让德者有得”机制，需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实现德法共治。 在一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，探索将道德要求融入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各环节。例如，云南丽江市对旅游业者实行“红黑榜”制度，重构了旅游诚信生态。湖南株洲市建立医疗卫生系统道德征信积分指标体系，并将道德评价与职称晋升挂钩，释放了“以法护德”的明确信号。这表明，将柔性的道德倡导与刚性的制度约束相结合，才能形成长效治理机制。

二、 创新“让德者有得”机制的实践路径

（一）政策保障体系化

政策保障是构建“好人有好报”价值体系的制度基础。各地通过顶层设计将道德激励纳入社会治理体系，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安排。吉林四平市建立“政策保障+多维礼遇+精准帮扶+立体宣传”全链条机制，涵盖政治礼遇、医疗保健、教育就业等9大类礼遇方式，并明确34个责任部门的协作机制，确保政策落地。浙江温州市以《温州市道德模范管理办法》为核心，配套见义勇为保障、困难道德模范帮扶等政策，形成“健康关怀+生活补助+就业支持”多维保障网。这种制度化保障使道德回报从随机性表彰转化为稳定性预期，增强了道德行为的可持续性。

（二）评价体系量化

将抽象的道德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，是实现“德者有得”的关键环节。山东莱西市创新道德积分评价体系，从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、职业道德、个人品德四个维度细化75项赋分标准，通过“月评分、季评星、年评模”的动态评议机制，使道德评价有章可循。湖南蒲县推行“道德银行”模式，通过“存美德、挣积分、取实惠”的运作机制，将孝老爱亲、邻里互助等行为量化存储。浙江德清县出台《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》，将道德建设成效量化为可考核的指标，为精神富有建设提供评价依据。这种量化模式打破了道德评价的模糊性，使“德”成为可测量、可比较的客观依据。

表：道德积分评价体系示例 

（三） 激励模式多元化

建立精神激励与物质回馈相结合的多元激励模式，是确保“德者有得”可持续运行的核心。在精神激励层面，各地通过政治礼遇、社会表彰等方式提升道德模范的荣誉感。吉林四平市邀请道德模范出席重大庆典、推荐参政议政，已有80余人成为各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。浙江温州开展“十万鲜花赠英雄”活动，通过电子鲜花汇聚社会敬意，强化道德行为的情感回报。在物质回馈方面，各地探索了积分兑换、信贷支持等创新方式。山东莱西市设立市镇村三级“道德资金”，建立积分超市实现道德积分“变现”；同时打造“德益联盟”，由企业、商户提供消费折扣，形成道德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通道。浙江德清县推出“道德信贷”工程，建立个人道德账户，使道德积分成为金融服务的信用依据。这种“精神+物质”的双重激励，既符合道德建设的精神属性，又回应了行善者的实际需求。

（四）社会协同网络化

构建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的道德建设共同体，是拓展“德者有得”实践路径的重要保障。浙江温州市通过“温润之州·五德润城”工程，联动政府、企业、社区三方资源，形成道德建设的合力。山东莱西市组建“德治联盟”，整合文明实践所、道德评议会等资源，形成覆盖598个村的道德采集网络；同时建立“德学联盟”，将学校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，实现道德建设的全域参与。 社会力量的参与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源支持。吉林四平市联合138家商铺成立“礼遇道德典型示范店”，为道德模范提供消费优惠。浙江温州设立“最美温州人”公益基金，通过社会募集资金为道德典型提供保障。这种社会化参与机制打破了政府单方投入的局限，形成了道德建设的良性生态。

三 “让德者有得”有效机制典型案例分析

（一）浙江德清：“精神富有”的县域样板

浙江德清县以“人有德行，如水至清”为城市品牌，将精神富有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。该县通过道德典型培育与评价标准创新双管齐下，取得显著成效。在道德典型培育方面，德清县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2人、省级道德模范7人，注册志愿者占总人口21%。该县创新民间设奖模式，群众自发设立79项“草根道德奖”，奖励金额超200万元，形成“百姓设奖、奖励百姓”的基层道德自治机制。 在评价标准创新上，德清县出台《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》，从理想信念、道德品行、文化生活、社会风尚四个维度构建量化评价体系，为精神富有建设提供“德清标准”。该标准注重可量化、可衡量，使道德建设成效具有科学评估依据。此外，德清县推行“文明积分”与“信用奖惩”挂钩机制，建立道德银行，推出“道德币”存储兑换服务，形成“讲道德·更受益”的义利文化。

（二）吉林四平：政策保障的精准帮扶

吉林四平市通过精准化帮扶与制度化礼遇相结合，构建了全链条道德回报机制。该市出台《礼遇和帮扶道德典型的实施办法》，明确16条具体措施，建立人社、卫健、教育等34个部门的协同机制。在帮扶方面，四平市采用“专项奖励+节日慰问”相结合的方式发放奖励金、慰问金等；同时针对道德典型的个性化需求，提供就业、就医、就学等精准帮扶。 在礼遇方面，四平市发放“道德典型爱心礼遇卡”，在医疗、就业、教育等领域开辟绿色通道。道德模范可在二级以上医院优先就诊，享受VIP病房服务；在事业单位招聘中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；其子女可按就近从优原则入学。这种精准化、差异化的帮扶礼遇模式，使道德回报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（三） 山东莱西：“三德联盟”的系统创新

山东莱西市创新推出德治、德益、德学“三德联盟”，构建了评价、激励、教育三大体系。德治联盟以道德积分制为核心，通过“月评分、季评星、年评模”机制，实现道德行为的量化评价。德益联盟整合政府资源与社会力量，通过设立“道德资金”和积分超市，实现道德积分的物质回馈；同时联合企业、商户提供消费折扣，形成道德激励的社会化网络。德学联盟则将道德教育融入学校教育，通过中小学生德学评价工程，实现道德建设的代际传承。 莱西市的创新在于将道德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。该市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基地、德治诚信胡同等活动场所800余处，培育理论宣讲队伍130余支，形成道德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。通过“三德联盟”机制，莱西市实现了“德治促善治”，促进了社会治理与服务经济发展的双赢。

 表：三地经验比较分析 

四、 机制构建的挑战与优化路径

当前“让德者有得”机制建设仍面临多重挑战。

一是制度协同不足。各地道德建设多由文明办牵头，但人社、民政、教育等部门的政策衔接不够紧密，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。

二是评价标准不统一。道德积分指标设置存在地域差异，跨区域互认机制缺失，制约了道德建设的整体效能。

三是可持续性风险。部分地区的“道德资金”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，缺乏稳定的资金筹集机制，影响项目的长期运行。

针对上述挑战，未来优化路径应注重以下四方面：

 一是推进法制化保障。推动道德礼遇从政策文件上升为地方法规，明确道德模范的权利与义务，实现道德回报的法治化。例如，可借鉴鞍山市探索《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》的经验，通过立法为善行义举提供法律保障。法制化保障不仅能提升道德建设的权威性，也能防止道德回报的随意性。

二是构建标准化体系。制定全国统一的道德评价基本标准，同时允许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指标，形成共性要求与个性特色相结合的评价体系。浙江德清的《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》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。标准化体系有助于解决道德评价的碎片化问题，提升道德建设的科学化水平。

三是深化社会化参与。鼓励企业、社会组织成立道德建设专项基金，探索“道德保险”“道德债券”等金融创新工具，实现道德建设的市场化运作。山东莱西的“德益联盟”和浙江温州的“最美基金”为社会参与提供了可行路径。社会化参与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资源有限的问题，形成道德建设的多元支撑。

 四是创新数字化应用。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道德积分存证系统，确保数据不可篡改；开发道德积分跨区域兑换平台，实现善行价值的全域流通。数字化应用不仅能提升道德建设的效率，也能增强道德回报的便捷性和可信度。

总之，创新“让德者有得”机制，构建“好人有好报”的价值体系，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。未来道德建设的发展方向应注重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转变，通过立法将道德回报机制制度化、规范化；从区域探索向国家标准提升，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道德评价与激励体系；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型，激发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公民个体等多方主体的参与活力。 “德者，得也”。当道德从崇高的精神追求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现实回报，当善行义举不再是个体的孤勇而是社会的共鸣，“好人有好报”将不再仅是古老的道德箴言，而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动实践。通过制度创新让德者有所得，通过机制构建让好人得好报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一套道德回报机制，更是一个温暖、可信、文明的社会共同体。

（作者欧建雍  系广西社会道德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广西高端智库专家）